瓦列里·萨布林
瓦列里·萨布林苏联海军军官
瓦列里·米哈伊洛维奇·萨布林（俄文：Вале́рий Миха́йлович Са́блин，英文：Valerij Michajlovič Sablin，1939年——1976年），苏联海军军官，苏联工团党党员。1975年11月，他在警戒号反潜舰上发动了一次起义，希望能借此在苏联发动一次新的列宁主义革命（第二次十月革命）。 他最终失败，并在9个月后于1976年8月3日被苏联当局以叛国罪处以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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夺船起义编辑 播报
1975年11月6日，苏联风暴海燕级反潜舰警戒号抵达里加，按照原定计划它应该在这里停靠至11月9日早晨，之后前往利耶帕亚进行维修。1975年11月7日（十月革命58周年纪念日）下午，萨布林将船长阿纳托利·波图尔尼（Anatoly Potulny）锁在下层甲板中，之后劫持了警戒号，并且在军官活动室中召集了所有军官。萨布林计划将船从里加湾通过芬兰湾开至列宁格勒，之后以致敬阿芙乐尔号巡洋舰的方式穿过涅瓦河，在那里他将通过无线电和广播通报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腐化，他计划将人们私底议论的东西搬到台面上来：革命到了危急时刻，苏联领导人放弃了列宁主义，这就是为什么骚乱、腐败、贪污、谎言会在苏联盛行，并最终会将苏联拖入深渊。 萨布林是列宁主义的忠实信徒，因此他认为比起当年的苏联，现在的苏联已经从根子里腐烂了。
萨布林试图在未经授权下将这艘船驶至喀琅施塔得，之后代表全船船员声明该船为苏联独立领土，使他有机会在电视台发表讲话，表达自己的观点。当被问及这些观点与他加入的党派是否冲突时，他回答说他已经离开了现在的这个党，并且不认为自己与现在的这个党有联系。当被问及船长在哪里时，他说船长在船舱里，正在考虑他的建议......——调查委员会的报告
萨布林随即提议投票表决这个想法，有一些军官支持他，而反对他的军官被关了禁闭以免因此事受惩罚。随后，萨布林召集了船员，并向水手和领班讲话。他宣称大多数军官都支持他，并要求船员也支持他。
萨布林原先的计划是待天亮后行动，一个突发事件让行动提前。近午夜时分，舰上的一名军官、该舰共青团书记弗尔索夫，通过系缆出逃至附近停泊的潜艇，报告了“警戒号”上发生的惊人事件。由于苏联军队素有节日期间狂饮滥醉的传统，加上弗尔索夫的汇报内容令人难以置信，最初听他报告的军官们无不怀疑此人是灌饱了伏特加后产生奇思妙想，故未迅速采取行动扭转局面。
发现有人跳船逃跑，萨布林立即下令起锚开船。发现“警戒号”擅自出海，苏联波罗的海舰队这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层层上报至苏共中央。从睡梦中被叫醒的勃列日涅夫下达了命令：“阻止它或击沉它！”
波罗的海舰队的半数水面舰船大举出动追击“警戒号”，海军航空兵的图-16轰炸机也接到出击的命令。或许是飞机所携带的苏联第一代巡航导弹制导效果不佳，或许是海军飞行员不愿轰炸一艘己方军舰，海军飞机均未攻击，带弹返航。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元帅对海军失去信任，命令空军去执行攻击任务。驻扎在波罗的海沿岸的苏联空军侦察机与战斗轰炸机，纷纷起飞搜寻该舰。
追逐中，“警戒号”的后甲板被飞机投下的一枚炸弹击中，船舵被卡死，只能无力地兜着圈子。与此同时，舰长波图利内被忠于他的水兵解救，他冲到驾驶室，开枪打伤萨布林腿部，夺回军舰的控制权。
一场“革命”告一段落，唯一的流血者是萨布林。据一位在机场迎接战机返航的空军中校目击，完成关键一击的空军上尉落地时，显得极为消沉。该飞行员因精准的轰炸后被授予一枚勋章，但他从未佩戴过。
萨布林案受重视的程度大大超过一般的叛国案，在案件侦查、起诉与审判期间，克格勃主席安德罗波夫不断向苏共中央报告进程。在写给苏共中央的一份报告中，他宣称被告萨布林和亚历山大·沙因（Alexander Shein）完全承认原告起诉的罪名，并对所犯罪行的详情供认不讳。实际情况是，萨布林与沙因都拒绝承认自己叛国和违反军人誓言，甚至不惜付出沉重代价——萨布林的妻子去探监时，惊恐地发现丈夫的部分牙齿被打掉了。
1976年6月，萨布林被处以叛国罪，尽管一般这项罪名只会被判处最多15年有期徒刑，但萨布林于1976年8月3日被处死。他的主要协助者，亚历山大·沙因被判处8年监禁，其他的参与者则被当场释放。
1994年，俄罗斯军委最高法院（英语：Military Collegium of the Supreme Court of Russia）重审了该案，认为当时对他的判决过重，为他和沙因两人部分平反。
从“叛逃”到“我们时代的列宁主义者”编辑 播报
苏联当局准备以萨布林杀鸡儆猴，对外污蔑萨布林称他想要叛逃西方。萨布林若想到达列宁格勒，必须从里加湾穿过爱沙尼亚的萨雷马岛和希乌马岛（这条道路上有许多苏联的侦察装置），或是绕过哥得兰岛（看起来像是萨布林等人正在驶向瑞典或者丹麦），萨布林选择了第二条道路。这些因素共同导致直到冷战结束前西方情报机构都以为他打算驾船逃向西方。
而苏联当局杜撰的“萨布林叛逃西方”事件则启发了汤姆·克兰西创作《猎杀红色十月号》。
古格里·杨（Gregory D. Young）被认为是西方第一个察觉到萨布林真实意图的人，他在他的硕士论文《Mutiny on Storozhevoy: A Case Study of Dissent in the Soviet Navy》和之后出版的书籍中《The Last Sentry》探讨了这个问题。这些资料被储存在美国海军学院档案馆中。
在苏联解体之后，萨布林的真实目的终于被公诸于世。而他为了列宁主义光荣牺牲的壮举也让他被国际互联网上的左翼人士誉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列宁主义者”。
语录编辑 播报
“（我）相信历史将会公正的评价这件事，因此你不必为你的父亲的所作所为有所尴尬。我绝不会成为那些只会停留在口头批评一般的人——那些人是伪善、弱小、毫无价值的人，他们永远也不会有能力调和自己的信念和行为。亲爱的儿子，我希望你能保持你的决心：坚信生活的美好，保持乐观的态度，要知道革命总是无往不胜的。”——瓦列里·萨布林在行刑前给他的儿子的最后一封信
“我相信群众的革命意识最终会将革命之火带回。”——瓦列里·萨布林写给他父母的告别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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